电动汽车及其上游产业无疑是2021年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中的最大赢家之一。中国电动汽车制造业和市场的高速增长，带来全球范围内动力电池主要金属原料的需求猛增和价格暴涨。以被称为21世纪新能源时代“白色石油”的锂为例，作为主要锂电化工品的电池级碳酸锂价格在2021年全年增长超过5倍。

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动车行业未来几十年里对锂、钴、镍等金属原料具有巨大需求，而目前这些金属资源在中国大量依靠进口。比如，2020年中国80%的锂原料和超过90%的钴原料从国外进口，其中60%的锂原料来自澳洲，而绝大部分钴原料来自刚果(金)。

在政策和产业界，一种主流意见认为中国需要努力降低这些重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并通过对海外矿产的直接投资，增强上游供应安全。比如有学者认为，对这些矿产资源的争夺将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还有中科院院士呼吁，建立像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那样的国家矿业公司，统一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商业行为，以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

简而言之，很多人担心如果不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战略性矿产供应体系，包括由政府支持投资海外矿产项目，芯片领域的“卡脖子”事件就可能重演。

这种“资源焦虑”不仅在中国有，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中国进口大量金属矿石原料，同时提炼加工全球35%的镍，以及50%-70%的锂和钴。这些中间产品不仅供应本土电动汽车和电池企业，还供应美、欧、日、韩的下游企业。中国企业还在包括电池化工产品、电级和电池制造、以及电动汽车整车制造的下游环节占据优势地位。

因此在西方国家，也不乏担心被中国反过来“卡脖子”的焦虑。

比如在最近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科幻讽刺剧《不要抬头》中，就出现了美国由于中国控制全球重要金属资源而需要在撞向地球的彗星上采矿的情节。尽管笔者认为这部明显影射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种种无能表现的影片在情节上流于浅薄，但是这一情节设计出现在年度网飞热播剧中，显示对重要金属资源的国际竞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讨论热点。

在化石能源时代，提高能源自主供给能力， 分散能源——特别是石油——的进口来源，是很多国家能源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把油、气和重要金属矿产简单比照，可能会导致一种狭隘的供应安全观。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一“大国博弈”思维都可能有损于而不是有助于巩固各国的资源和经济安全，同时也不利于全球能源转型。

这首先是因为这些金属矿产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与油、气资源有很大不同。在突发情况下，油、气的断供会导致经济的停摆和社会混乱，而特定金属资源的供应短缺只会带来如电动车制造滞后和价格上升这样局部的影响。

其次，与能源产品不同，金属资源可回收使用。目前全球车用铅酸电池的回收率已经高达98%以上，而动力电池所含的金属价值更高，当市场扩大、回收具有规模经济性后可以达到很高的回收率。以宁德时代的子公司——邦普循环为例，据报道该公司一年可回收12万吨动力电池，回收的金属材料可满足20万辆电动汽车的电池生产。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金属资源的储量和可开采量，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是地质或物理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经济概念。当国际市场金属资源价格上升，金属资源的探测和开采活动将相应增加，通常探明的资源储量也会增加。比如，1970年全世界铜的探明储量为2亿8千吨。尽管从1970年到2020年全球已开采了5.8亿吨铜，2020年全世界铜的探明储量仍增长到8.7亿吨。

作为锂资源大国，理论上中国的锂资源能够满足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需求。中国大量进口锂资源，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锂资源主要位于西部省份且资源分散，开采和运输成本较高，不如进口划算。

中国在大量进口锂资源的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大量出口氢氧化锂等锂初级加工品。可以想象，如果出现进口锂资源受限的极端情况，中国的锂加工品出口会大幅下降，中国的锂资源需求也会随之下降。因此确保一个固定的资源供应量意义不大。

电动车电池的技术路线也在快速发展变化中。比如为了减少动力电池对钴这一贵金属的依赖，近年来低钴甚至无钴电池的研发进展迅速。但是为了保持电池性能，通常钴在电池中使用量的减少又会带来镍使用量的增加。没有国家可以垄断所有的金属资源，甚至在目前全球生产集中度最高的稀土产业，在国际供应紧缺时期多个国家也能够迅速增加产能。像芯片，或者石油、天然气那样，通过“禁运”某类金属造成一个国家多个产业乃至整体经济大规模停摆几无可能。

重要金属矿产和油、气所属的全球产业链形态也有很大不同。在油、气领域，国家石油公司在产业链中起关键作用。而在重要金属的开采、加工、下游制造的产业链上，各国资本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在澳洲的锂资源为例，澳洲几大锂矿大多由中、美、澳等国的资本合资持有，中企还通过投资澳洲公司持有其他国家的锂矿资源。同时，国际资本也大量投资中国的锂矿和锂加工企业。这些复杂的投资关系使很多重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高度国际化。

即使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基于国家博弈的能源安全观也可能造成能源投资的误区。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面临石油价格高涨，中国几大国家石油公司在政府支持下大举投资海外油气项目，然而这些投资是否增进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尚无定论。中国海外权益项目生产的油气未必运回国内，而是参与到全球油气贸易中。

把与电动汽车供应链相关海外矿产资源视为“大国博弈”的一部分，在政策制定中过度强调地缘政治因素，不仅可能造成投资、贸易活动的误区，还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风险——激发资源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比如，会引起当地民众和政治力量对海外资本的抵触或提高本国矿产资源的要价，从而增加对这些项目的投资成本和风险。这一风险在过去中国海外油气投资中已有前车之鉴。

可以预见，在全球范围内围绕重要金属矿产资源的竞争还会持续甚至加剧。不同企业基于对未来矿产资源和产能变化、下游产品需求前景和技术路线的发展，会对上游金属矿产资源的投资前景作出不同判断。这种企业间的竞争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有效利用。但是这种以企业为主导的商业竞争行为需要和所谓“大国博弈”区分开来。后者把对全球金属矿产资源的控制视为国与国的零和竞争，要求国家力量的介入，但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人为制造矿产资源的供应紧张，反而不利于达成提升本国资源安全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