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5 09:10:24 能源杂志 　 作者： 武魏楠  

原本五大发电中的“小个头”国家电投集团，短短几年内蜕变成为了行业的转型标杆。它是如何做到的？

经过几年的布局与调整，曾经在五大发电中体格最小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正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

在发电企业中，这家公司的特点越来越鲜明。电源结构上，清洁能源占比在五大发电中最高；新业态发展上，产业布局最为迅速；管理模式上，机制变化最为灵活。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企业创新的动能正在被激活。

2020年上半年，国家电投集团新增风电和光伏并网装机超过410万千瓦，非水可再生总装机容量达到4281万千瓦，超过国家能源集团，跃居世界第一位。

而新产业和新业态更是全面开花，从综合智慧能源到储能和氢能，从重型燃汽轮机到核能综合利用，科技创新正成为国家电投的一大亮点。

体制机制的变化也让企业迸发出更大的活力。项目投资上，决策权下放让二级公司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大幅缩短了决策时间。而项目跟投机制的推行，不仅让项目的遴选环节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还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未来获得巨大收益的机会。

在传统发电企业压力不断加大——电力供应过剩、火电收益下降、市场化电量增加、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国家电投的一系列创新，使其蜕变成为了发电企业的转型标杆。

西北五环外的北科产业园是北京市最早的一批高科技产业园。拥有1000万亿次计算能力的北京市计算中心就在这里，这也让园区的用电压力十分巨大。由于园区变压器容量不足，夏季高峰甚至需要采取限电措施。扩充变压器又要支付一笔电网扩容费用。

国家电投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供电、供热、供冷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不仅为园区节省了电网扩容费，还降低了园区单位能耗，实现了智能化设施运营。这是目前国家电投、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的典型案例。

4月1日，以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基础的国家电投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国家电投的综合智慧能源产业发展平台。综合智慧能源成为国家电投董事长钱智民口中“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增长极”。

虽然发展“综合能源业务”逐渐成为发电集团的主流共识，但如国家电投这般摆上首要地位也属罕见。

这不是国家电投第一次在五大发电中鹤立鸡群了。

2019年，国家电投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50.5%，成为五大发电中第一家实现清洁能源发电装机突破一半的企业。截至2020年上半年，国家电投光伏装机容量2219万千瓦，风电装机2062万千瓦，分别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三。

2002年五大发电成立时，尽管手握核电牌照，但中电投依然被视为五大中的“小个头”。如今时过境迁，在能源转型的大潮中，手握1.5亿千瓦发电装机的国家电投已经在发电集团清洁能源转型中走到了前列。

如此颠覆性的变化，国家电投做对了什么？一片高歌猛进之中，国家电投又该如何居安思危？

01、占位综合智慧能源

2018年1月，钱智民就任国家电投董事长。就在当年的年度工作会议上，国家电投描绘了“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能源集团”的方向标和路线图。

不过半年之后，国家电投就将“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能源集团”的目标变更成为了“建设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

目标的变更并没有妨碍国家电投对于综合智慧能源业务的重视。而事实上，对于综合智慧能源业务在国家电投内部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中电投时期，就把综合智慧能源的概念作为公司十三五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了，”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源专委会会长赵风云对《能源》杂志记者说，“2015年，国家电投出台了《集团公司综合智慧能源发展行动计划》，随着时间推移和不断调整，综合智慧能源成为国家电投重要的发展新业态。”

国家电投并不是唯一重视综合能源的电力集团。国家电网公司将原来的节能公司更名为综合能源服务集团，并且在各省区注册成立综合能源服务公司，大有一副全面铺开的态势。

发电集团里，华电集团在2019年发布了综合能源服务业务行动计划，明确了阶段安排和行动布局。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国家电网公司与华电集团提出的是综合能源业务，而国家电投提出的是综合智慧能源。综合能源与综合智慧能源，两字的差距内涵上有什么区别呢？

“在新的业务中，不同的能源品种和能源供应的不同环节要有相互协同的互动，这样才能实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目标。否则与传统能源体系相比就没有优势了，”赵风云对记者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能源生产、配送、使用的智能化水平，所以智慧不可或缺。”

赵风云目前担任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源专委会会长，是综合智慧能源领域的专家。此前她任职于国家电投发展部，参与和主导了多个国家电投的综合智慧能源项目。

与能源互联网产业发展初期，不同企业争夺概念“命名权”不同，电网或发电企业并没有纠结于概念定义或名称叫法。正如同一位业内人士说的那样：“整合产业还处在早期阶段，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对于不同的叫法，大家还是追求核心内容的一致性。”

综合智慧能源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盈利模式的不确定。在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开发过程中，用户需求、边界条件、政策规定、谈判结果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商业上的变化就要对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案做出变化。无形中增加了时间、前期工作等成本。

目前国家电投对综合智慧能源业务采取模块化设置，根据项目和用户的具体情况进行模块化组装。“这就是大工业能源思维和用户侧服务能源思维的不同。不再是我提供什么，用户用什么；而是用户要用什么，我就提供什么。”赵风云说。

设计是美好的，现实却往往更加复杂。

“城市或者园区的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往往用户数量多、种类多，所以需求也各不相同，甚至会不断变化。有时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对项目可行性报告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家电投一位内部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到。

如果说成熟、可盈利的商业模式是综合智慧能源看得见的困难，那么项目核准、审批则是一道隐形的枷锁。

由于综合智慧能源项目涉及电、气、热、冷、水等多种能源类型，而根据当下我国的行政体系，项目所需的审批往往牵扯到不同部门，甚至是不同的行政层级。这无疑给项目推进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既然尚无成熟的盈利模式，又存在很多现实困难。为何国家电投依然将其视作“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增长极”？

2015年，9号文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改革。随着电力市场化交易的推进，在本轮电改中进展最大的售电市场，电网公司与发售一体化公司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经过淘汰生存下来的独立售电公司也开始摸索综合能源业务，拓展业务范畴。

发电集团逐渐认识到传统的“发—输—配—用”电力体系在未来将逐渐被淘汰。满足用户侧用能需求的服务型业务将会成为未来能源消费革命的主流方向。

在摸索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发电集团和电网公司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不管是综合智慧能源还是综合能源，都是用户侧用能服务业态的未来发展模式或者说是方向。

国家电投最早布局综合智慧能源，占了起手的先机。现在又将其放在了“最重要增长极”的地位上，这份魄力和决心可谓是冠绝五大发电。

如果说综合智慧能源是国家电投为未来布局，那么，“最清洁的发电集团”便是当下国家电投最亮眼的标签了。

02、最清洁的发电公司

其实早在2014年，中电投就凭借着250万千瓦的装机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规模最大的公司。

而中电投的光伏之路远比这要早的多。2010年，中电投在青海开发建设了第一个光伏发电项目——乌兰50MW光伏电站项目。这个项目也让中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司”）进入了光伏产业的视野。

2011年光伏“双反”事件，加上2013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家补贴的出台。中国光伏电站建设进入第一个高潮期。

2013年，黄河公司提出“水光互补”概念，并建成龙羊峡水光互补一期320兆瓦并网光伏电站。2015年，装机850兆瓦水光互补光伏电站全部建成并网发电。

“水光互补”实现了水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快速补偿的功能,解决了当时光伏发电严峻的安全并网问题。而黄河公司所处的青海，又是中国光照条件最好的区域，这也让黄河公司的光伏战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

2020年底，黄河公司的光伏装机将达到696万千瓦，这一数字甚至比一些发电集团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还要多。

在光伏行业内部人士看来，国家电投在光伏上取得的成绩得益于早期的判断+整体的战略转向。在发电集团追逐清洁能源发电的历史上，单机装机容量更大、发电利用小时数更多的风电一直是发电集团的宠儿。国家能源集团的龙源电力在2015年成为全球风电装机最大的企业之后，一直稳居第一。

在其他几大发电集团里，光伏在清洁能源装机的占比都在20%以下。唯有中电投及后来的国家电投，一直钟情于光伏电站的投资。

“中电投是最早主动参与光伏电站建设的央企发电集团。早期的电站开发经验为国家电投在央企发电集团扎堆进入电站领域后，提供了优势条件。”光伏行业专家红炜对《能源》杂志记者说。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抵达国家电投黄河公司太阳能电力西宁分公司考察光伏产业发展情况并作出重要指示：一定要将光伏产业做好。

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为国家电投大力发展光伏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2016年，国家电投光伏装机仅712万千瓦，到了2019年底，这一数据已经飙升至1929万千瓦。

截至2020年8月，国家电投光伏发电装机规模的最新数据是2270万千瓦，远超同类企业。今年1至7月，国家电投光伏发电量达181.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实现利润超37.4亿元，同比增长16%。

不过国家电投的光伏跃进之路，也伴随着质疑和困难。

2015年6月，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认监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宣布实施“领跑者”计划。

这是国家级光伏扶持专项计划，在“领跑者”计划中所采用的技术和使用的组件都是行业技术绝对领先的技术和产品，来建设拥有先进技术的光伏发电示范基地、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等方式实施。

从2015年到2018年，“领跑者计划”共进行了三轮招标。国家电投参与了所有三批光伏领跑者项目投标，共中标14个基地，21个项目，2175MW，为中标最多的企业；电价普遍在每千瓦时0.4元附近，最低0.34元。

在第三轮招标中，甚至民营装备制造企业中标装机总和943MW仅是国家电投中标装机容量的70%。为此有人质疑，为推动光伏进步的“领跑者计划”中标最多的却是国家电投这样的发电集团，无法促进中国光伏产业的升级和发展。甚至有人将发电集团称为“二道贩子”。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一观点不仅过于偏激，而且并不准确。“光伏电站行业本就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投资回报周期长、利润率低但相对稳定。国有企业有更强的融资能力，天然在电站竞争中具有先发优势。即便是国家电投在中标电站之后进行二次招标，也需要选择技术更优的产品，并非不能促进产业升级。”

事实确实如此。在光伏电站漫长的生命周期中，招标、建设只能算是开端。对于国家电投这样的电力投资、运营公司来说，电站建设投产之后的运营管理才是更大的挑战。

随着电改的推进，光伏发电即便是在未来有了配额制的保障，也需要更多地参与未来的电力市场竞争。有了规模，提升收益能力就迫在眉睫了。

2020年上半年，国家电投的煤电利用小时数从第四位提升到了第三位；水电利用小时数从第二位提升到了第一位。但太阳能发电利用小时数却从原来的第一位，跌到了第三位；售电单价从第三位跌到了第四位。

“我们说建设一流光伏，连量价还做不到前列，怎么能建设世界一流光伏呢？”在国家电投2020年第三次党组（扩大）会上，钱智民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除了提升自己的管理、运营能力，国家电投也计划继续发挥自己在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对一些选址、光照等条件更好，但由于设备、管理、贷款利率高等方面原因经营不下去的风电场、光伏电站进行并购。

“国家电投是比较少见的拥有从多晶硅切片、电池、组件、系统集成到电站的全产业链企业。但相比较而言，国家电投在光伏领域的最大优势还是融资成本和资金优势，”上述业内人士说，“合理的扬长避短是国家电投能在光伏产业获得今天这样成功的重要原因。”

03、激进改革派

2019年11月，国家电投的总部机构调整已经全部到位。这次调整后，国家电投总部不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撤销火电部、水电与新能源部、协同产业部、物资管理部4个专业管理部门，下放生产运营管理职能。

对于央企发电集团来说，这项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总部把这些部门撤销，就彻底把经营的权利交给二级公司或者地方公司了。既让大家更自由，但压力也更大了。”一位国家电投地区公司的内部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

国家电投是国企改革的产物。根据国家电投原董事长王炳华透露：“在确定国家电投重组方案时，就确定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发展方向。”

2018年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随后，国家电投被确定为11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之一，也是五大发电中的唯一一家。

“权力下放的改革既有主动也有被动。电力市场化改革之后，运营要求越来越高，市场越来越灵活。什么都听总部，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比别人慢一步，”上述国电投内部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售电市场表现的最明显，如果放任电厂各自竞争，可能小机组就被大机组给挤死了。最后还是要靠省公司来协调，所以必须要有更大的自主权。”

然而国家电投的改革之路并没有止步于此。同步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国家电投也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2019年12月16日，国家电投、黄河公司和8家战略投资机构正式签署《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协议》。青海黄河增资引战项目（以下简称“黄河项目”）采用全市场化方式，成功引入8家战略投资机构，募集资金242亿元，相关资金将主要用于开发海南州、海西州等大型能源基地等。

不仅仅是黄河公司，国家电投在今年初又开始了北京公司的引战工作，计划2020年内拟引入战略投资者权益资金不少于40亿元。8月14日上午，国家电投北京公司引战投资者见面会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贸大厦举行，宣传介绍北京公司情况，进行项目推介，解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一步展现资产价值。共有17家投资机构、5家中介机构参与了本次推介。

国家电投北京公司是国家电投最年轻的二级公司之一。它的前身是2005年成立的中电投华北公司，2016年国家电投撤销华北公司成立北京公司。

北京公司是国家电投在环渤海和华北地区开发清洁能源的重要主体。2020年上半年，北京公司累计发电量28.86亿千瓦时，增长19.69%；实现利润总额4.2亿元，增长43.34%，是表现最好的二级公司之一。

正如2014年中石化的混改率先从利润空间极大的油品销售业务开始，展现改革的决心。国家电投拿出绝对属于优质资产的黄河公司与北京公司进行引战工作，坚定改革的目标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跟投”改革在国家电投内部产生的影响大。

2020年8月，国家电投印发了《项目跟投机制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领域企业实施跟投机制。充分激发广大干部员工创造力、向心力推动企业快出成果，多出成果。

最早、最有名的制度化跟投，来自于房地产企业的龙头——万科。2014年，万科为了稳定因为互联网创业大潮带来的人心惶惶，宣布了项目跟投制度。原则上项目所在一线公司管理层和项目一定级别的管理人员，必须跟随公司一起投资；员工可自愿参与跟投。

万科的跟投机制稳定了中高层队伍，也让许多员工因此受益。房地产企业随后纷纷效仿，成为一时之潮流。

国家电投的跟投项目，范围则限定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领域企业，原则上选择新项目开展，收入和利润70%以上来自于集团外部市场。

“新业务自然意味着高风险和高收益并存，”国家电投内部人士说，“项目决策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强制跟投，能够给员工更多的激励，也意味着项目决策会更加谨慎。投资失败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

而“跟投”改革还有一项隐性的影响：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电力行业作为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和重资产行业，发电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偏高。根据国网能源研究院编制的《2020中国电源发展分析报告》，五大发电中，除国家能源集团资产负债率为59%外，其他四家央企发电集团资产负债率均高于70%。其中国家电投的资产负债率最高，达到了75.7%。

降低项目风险、激励员工、降低负债率，“跟投”这一箭三雕的背后不仅展现了国家电投极为强烈的改革欲望，更有着其全面展开多元化投资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