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1 15:03:55 中国能源网 　 作者：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袁家海  

一、新冠疫情大爆发，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1.1疫情演化轨迹

新冠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人道主义代价仍在继续攀升，全球抗疫形势仍异常严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6月8日上午10时，全球已在190多个国家及地区发现确诊病例，超过700万人感染，因该病毒而死亡的人数超过40万人。

新冠疫情的爆发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武汉开始爆发；第二阶段：疫情开始全球蔓延，主战场转到欧洲；第三阶段：北美告急。病例快速增长给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即使是拥有先进医疗体系的国家也无一例外。由于疫情的高不确定性及全球抗疫体系缺乏协同，按照目前的局势，即便中国、美国和欧洲各国陆续控制住疫情，预计疫情仍将持续至少9-12个月。同时，拉美、印度、非洲等经济落后国家的公共医疗体系更加薄弱，疫情在这些国家传播可能会造成持续、波次冲击。

图1-1世界各国疫情发展走势图

1.2全球应对措施及效果

在疫情爆发初期，各国政府便各自制定防疫措施，力求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制定的措施也各不相同，下面列举几个受疫情影响较大国家的主要防疫措施并分析其效果。

中国：

作为疫情伊始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应对疫情的防控方案也受到了世界瞩目。首先，切断城市间旅行遏制春节期间的病毒传播。中国政府在意识到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后，迅速上报世界卫生组织，立即封闭武汉市并进一步封锁了湖北省和全国其他省市。其次，强化防控，保障医疗系统承载力，落实病例的早期识别、隔离和救治。各省先后启动一级响应，动员全国力强落实层层防控，切断病毒传播路径。同时，号召全国有生产医疗设备能力的各企业开展和恢复医疗物资生产与供应，建设防疫医疗场所并组织安排全国医护人员前往武汉展开支援。利用大数据追踪潜在每一位病例及潜在患者，在中央政府的有序组织和民众的积极配合下，防疫效果良好，四月份开始疫情已经基本被控制，全国进入复工复产阶段。然后，强化指导性宣传，限制接触和扩大社交距离的措施。中国政府多渠道正确宣传疫情信息，鼓励人们尽可能留在家里，出门要求佩戴医疗口罩；取消或推迟大型公共活动和群众聚会，关闭了图书馆、博物馆等工作场所；学校停课，推迟大型考试。随着病情出现拐点逐步平稳，5月15日起，在湖北省开展包括武汉市、鄂州市在内的全民免费核酸检测。总结来看，中国顶着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有效地阻断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遏制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为全球新冠病毒的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韩国：

韩国也是此次受到疫情影响较大的国家，韩国政府采取措施的基本原则是公开透明，民众可以详细清楚了解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和即将实施的政策。韩国采取的主要政策如下：首先，政府推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于1月下旬开始批量生产检测试剂盒，截止2020年6月9日共检测超过100万例，累计确诊率达1.2%。然后，对检测出的确诊患者实行分级治疗，将确诊者分为4类，轻症患者去“一人一室”的生活治疗中心进行隔离，把传染病专门医院的床位留给中症、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有效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其次，韩国政府没有实行“封城”和“停工”政策，但对重点关注人士进行严格的追踪和管控。随着四月份韩国疫情逐渐稳定，部分民众放松警惕后聚集酒吧等公共场所，带来新的隐患。五月份韩国出现输入性病例，上述隐患导致地区性疫情集中爆发，并开始蔓延或将二次爆发。韩国首都圈近来聚集性感染病例增加，说明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放松大意。

英国：

对英国防疫政策最显眼的质疑就是所谓“群体免疫”。事实上，群体免疫只是英国政府在推出相关防疫政策时候的背景理论之一，而不是行动措施。英国政府在三月份宣布防疫政策的时候，提出开始进入“控制、延迟、研究和缓解”四个阶段的行动指南，但是在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措施情况下，宣布进入了“延迟”阶段。英国的防疫措施中明确要求任何咳嗽或发烧在37.5度以下，没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自行居家隔离至少7天。如果在未来几周情况加重，将要求全家进行隔离，在7天后病情无缓解的应当拨打防疫热线，入院治疗。同时，英国政府努力建立更多的新冠病毒筛查中心，承诺为数百万人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除此之外，英国也明令禁止大规模集会，倡导民众保持距离，避免近距离接触，勤洗手。同时关闭学校、隔离老年人等高危人群，以及关闭所有公共设施等。随着政府出台措施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英国确诊和死亡病例在逐渐减少，感染状况也随之好转，英国将其新冠病毒警告级别从4级降为3级，逐步解除封锁。

图1-2防疫手段与成效

近代以来，人们对抗病毒最有效的两种方式就是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但通过英国、中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疫情和防治措施可以得出，在疫苗和药品没有开发出来时，戒严、隔离是治理病毒性灾难的最重要且最有效的防疫方式。

1.3世界疫情趋势展望

疫情发展到今天，对全球的影响已经到了难以估量的地步。疫情将如何发展是现在各国关注的焦点，本节综合了世界疫情趋势分析和展望的典型情景。

乐观情景：国内疫情在5月末基本结束，由于国内防疫措施落实效果较好，国内不会迎来第二波爆发。美国、欧洲各国疫情在6月末得到基本控制，病例数达到峰值，病例曲线进入平台期。非洲、南亚、拉丁美洲等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国家疫情迎来第一波大规模爆发后，由于吸取较为成功的防疫措施并且政府执行力度较强，这一部分国家疫情年底得到控制。

悲观情景：国内疫情在5月末基本结束，美国、欧洲各国疫情由于防疫措施坚持不到位，出现第二波爆发，美国、欧洲各国疫情在8月末得到基本控制，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国家疫情由于政府防疫措施落实不利，且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为疫情扩散提供良好的环境，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国家疫情在年底仍处于爆发阶段。

最坏情景：国内疫情在5月末基本结束，美国、欧洲各国疫情由于对境外输入管控不利，长时间的疫情消耗大量医疗资源，导致后期并不能有效控制疫情，美国、欧洲各国疫情在10月末得到基本控制，随着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国家疫情处于爆发阶段，美国、欧洲迎来境外输入第二波爆发，全球疫情出现阶段性和反复性，医疗资源被大量消耗的同时，各国政府以无力应对反复的疫情爆发，医疗卫生系统陷入瘫痪。

二、全球经济正陷入衰退，可能会随着疫情的持续走向萧条

2.1防疫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大范围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同时对经济的冲击也是无法避免的。疫情的经济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疫情直接导致的损失，大规模的爆发与快速的传染会使大量患者需要药物治疗、住院治疗乃至紧急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极大威胁；而另一方面则是防疫成本较高，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强、潜伏期长，需要政府采取各项防疫措施来防止疫情扩散，如限制活动、强制检疫、隔离观察，甚至封锁疫区。

而疫情防控中最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人口聚集和人口流动。当我们为了防止病毒传播而限制人际交往与社会活动时，每个城市将会或多或少形成孤岛效应，生产与消费活动无可避免的陷入停滞，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如果控制价格就会导致物资紧缺，放手就会导致物价上涨，经济的发展将受到严重打击。

图2-1疫情发展造成的经济影响

疾病造成的损失与防疫需要的成本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防疫成本的投入加大，防疫的强度将会上升，使得损失下降；反之，降低防疫力度必将导致直接损失加大。此时我们就需要平衡防疫成本的投入与疾病造成的损失之间的关系，以寻求最优的成本收益点，选择最佳成本投入。

防疫的成本投入，直接影响着防疫的强度。疫情出现以后，理性决策的目标应当是疫情期间的经济成本最小化（公式2-1），即最小化疾病导致的损失与防疫投入的成本之和。由于成本和收益都尚未发生，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基于的是预期的成本与收益。我们可以将减少疾病造成的损失视为防疫行为的收益，即通过强化防疫行为降低疾病对人类的冲击程度。

min疫情期间的经济成本=min⁡（疾病导致的损失+防疫投入）（2-1）

对于此最小化问题求解，不难得到最优防疫措施的一阶条件是政策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其预期边际成本（公式2-2，图2-2）。

预期边际疾病损失=预期边际防疫成本（2-2）

图2-2边际防疫成本与边际疾病损失关系图

若预期边际疾病损失大于预期边际防疫成本，这意味着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体而言，增大防疫强度可以增进福利，取得正收益。反而言之，若预期边际疾病损失小于预期边际防疫成本，意味着防疫政策若降低强度，则可以增进社会福利，获得收益。

但当下疫情仍旧处于一个不容乐观的阶段，一切政策能产生作用的前提，是疫情能得到有效控制。如果不能优先应对好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不能有效对付病毒及控制其传染，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都将归于无效。

经济衰退是目前应对新冠疫情公共卫生措施的必然后果。这是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所有措施，或者阻碍了人们工作，从而加剧了供应端的衰退，或者阻碍了消费，从而加剧了需求端的衰退。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将危机的医疗因素、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了。疫情中形成的一些产业链的断裂，可能永远不能恢复。如果疫情持续较久，则疫情结束后的经济，将被全面推向比疫情前更低的增长轨道。

疫情期间，防疫是一切行为的最基础目标，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一切的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尽力防止经济的衰退。但是，一旦与防疫目标发生冲突，只能无条件放弃经济目标，两者之间不存在权衡问题。我们只能尽可能向最优点靠近，以取得实际情况下的最佳收益。因此，既要保证居民生命安全又要维持经济稳定是全球各国政府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2.22020年全球经济已经大衰退

新型冠状肺炎对经济的冲击已不可避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于5月1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布2020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世界GDP增速预计将在2020年萎缩3.2%，这标志着世界经济发生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强烈的经济收缩。报告显示，在基准情景下，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在2020年降至-5.0%，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将缩减0.7%。预计全球2020年和2021年的累计产出损失将近8.5万亿美元。世界银行6月8日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冲击，预计将萎缩5.2%，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其中，发达经济体的GDP将在2020年萎缩7%，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预计收缩2.5%。全球人均收入将下降3.6%，而这将使数百万人在今年陷入极端贫困。可见，疫情的外生冲击影响范围及影响强度还在不断扩大。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金融市场到实体经济、就业市场，面对危机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疫情的外生短期冲击幅度较大，自疫情加速蔓延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出现剧烈震荡，在3月9日开始的两周内，欧洲和北美的股市出现了暴跌，美国三大股指发生了四次熔断，跌幅近30%。A股估值处于历史相对较低水平，和其他主要资本市场相比，在本次疫情中下调幅度相对较小。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直接导致消费的减少以及企业的停工停产，我国202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下跌至-6.8%，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首次负增长。疫情冲击实体经济，直接带来企业现金流的大幅下滑，导致企业、家庭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大幅恶化，美国十周内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超过4000万人，相当于4名工人中有1人已申请失业福利；中国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9%，疫情可能已造成巨大的失业和民生危机挑战。

图2-3市场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数据来源：百度搜索指数图

2-4近三个月失业金领取条件搜索指数

2.3全球经济演化趋势，大萧条可能性加大

封国封城、限制社交是可以有效地遏制疫情的传播，但全球经济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持续数月的封锁限制将会使疫情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从外生冲击转化为内生冲击。一旦转化为内生冲击，未来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可能性将会加大。

全球经济复苏面临高度不确定性，这取决于全球对疫情的防控进展。根据世界疫情发展形势对经济状况进行情景预测：

1）最佳结局（U型）是只有一波疫情，在广泛开展病毒检测而且有效控制疫情扩散的基础上，疫苗2021年问世，医疗卫生系统状况良好。随着各国边界逐步开放，世界贸易恢复，经济逐步复苏，欧美继续承担领导者角色，社会高度稳定。

2）过山车（W型）是产生两波疫情，这种情况下病毒检测力度不足且组织无序，由于疫苗2021年底问世，导致医疗系统受挤压。世界贸易和供应链离散化，经济恢复不平衡，中国扮演全球领导者角色，社会仍存在不稳迹象。

3）灾难性（L型）是会产生多波疫情，这种情况下病毒检测紊乱且无效，疫苗5-10年后才能问世，医疗系统严重崩溃。随之世界贸易瓦解，工业国有化，世界群龙无首，大量失业，发生社会动乱。

表2-1世界疫情发展形势及经济状况情景预测

数据来源：美国第一智库

三、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形势面临百年大变局

3.1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全球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各国政治都将造成巨大的冲击，并引发全球性的震动式变化。其中，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进一步大幅失衡，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平等扩大致使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滋生抬头。

民粹主义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其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控政治。这里的民粹主义指那些名义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而民族主义一旦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把珍爱自己民族的情感异化成憎恨别的民族，不仅具有排他性，甚至会具有灭他性。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抬头发展，具有长期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深刻背景，其不过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各种背景下的一个反映和表象。本质上，民粹主义反映了一种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进而产生了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和对社会治理的对抗，本身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对经济社会现状的不满，尤其是对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的抗议，并把这些问题归因于某种外部因素甚至少数社会势力的影响和结果。

参与经济全球化，虽然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困，但是就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而言，他们为自己利益讨价还价的地位却在弱化。在后工业时代的欧美，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恶化，经济焦虑、经济不安成为中低收入阶层人群普遍的情绪，越来越多的民众强烈主张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近年来，美国经济正缓慢地走出衰退，但得到复苏的大多数是服务业和新经济行业，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仍在持续。普通民众不仅未能真正得到经济复苏的好处，反而更强烈地感受到美国经济体系过分偏袒富人，感受到对中等和低收入阶层人群的不公正。

由于普通民众是最易在转型或危机中蒙受经济损失的群体，他们除了抗议性投票（不投票或放弃支持主流政党），也常常会寻找另外的渠道表达其不满，如支持一些政治人物刻意迎合民意的经济主张，像充分就业、最低工资保障、扩大福利、限制外国公司、强化公共部门等具体的民粹主义政策主张。现阶段，对于因经济不平等而焦虑和对防疫措施或入境人员不满的普通民众，民粹主义政策主张极有吸引力，促使民粹主义进一步发展。

3.2逆全球化

疫情前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发言权日益增加。供给的视角下，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供应链中枢，并已经成为了亚洲的绝对产业链中心。需求视角下，全球经济处在美国的去中心化、中国的亚洲中心化的此消彼长过程中。对中国而言，全球贸易的负面冲击主要体现为需求冲击而非供给冲击。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方式，预计将朝着简单产业链全产业链化附带下游低附加值环节转出，较复杂产业链趋向区域化，而极复杂产业链或仍然延续全球化的格局。其中，简单产业链行业具有全球高度市场占有率，经济衰退对其影响主要体现为需求冲击，而复杂产业链面临的是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夹击。

图2-52018年全球制造业格局

受此次疫情影响，产业布局动荡不定，“逆全球化思潮”更是大肆盛行，均指向后新冠时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出入境限制”、“旅行禁令”、“出口限令”成为各国广泛采用的防控措施。美国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91%的人口所在的国家对非公民或居民采取了出入境限制措施，有39%的人口所在的国家已经完全禁止非公民及居民进入本国。除了人员的流动，其他包括医疗器械、工业产品的跨境流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有些是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利益的考虑，主动限制了关键产品的出口；有些是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也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显著的破坏。因此，逆全球化观点及其支持者认为，西方国家和企业应按照比较优势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找回他们所谓的经济主权，把一些与安全、健康、民生相关的重要产业放回到自己国家或交通与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周边国家。随之而来的是原本就很脆弱的世界治理架构的部分瓦解。疫情发生时，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个变局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国际治理架构的重构。其主要驱动力是现有机构与时代的差距和美国在国际组织（包括巴黎协议，WTO，中导条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不断退出等。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潮，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公投、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体现了这一点，疫情也将加速这一趋势。

而“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及发展，本质上也是由于国际关系、资本利润和科学技术发展出现新的变量。国际关系上，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明显加剧。美国日益以“零和关系”看待美中经贸关系，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决定经贸关系的一个前置考量。资本因为追求效益最大在全球布局后，势必导致欧美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发达国家中的那部分因产业转移出现的“失利者或失意者”，认为自己权益被全球化剥夺，导致国内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强劲抬头，任何党派上台都需呼应这种诉求。此外，作为生产力代表的科技，未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出现一场革命性的爆发，还未进入能强有力催生新产业暴发式发展的阶段。

3.3去中国化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对世界产业链的重塑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引发了有关全球供应链的讨论，也助推了一些所谓“去中国化”的动作。疫情之后，全球发达国家对各自产业链痛定思痛，将加快弥补和完善各自或区域化的部分或完整产业链，尤其是与安全、健康、民生相关的重要产业，形成竞争中心，“去中国化”的声音甚嚣尘上。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部署了一系列动作。一是从美国国内看，特朗普政府早有把在华企业撤回国内的打算，疫情暴发后华盛顿加大了这方面的声势，甚至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将承担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费用。二是从主要国际组织看，美国正努力“布局”。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宣布提前辞职，让美国方面有机会选择一位他们中意的继任者。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在未来几个月里，美国期待着参与到新总干事的选举进程之中。”此前，美国任命马尔帕斯出任世界银行行长就发挥了这种作用。三是从金融角度看，因疫情影响，为给美元流动性提供支持，美联储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建立了临时美元互换机制，但其中没有中国央行。这些动作以及部分美方官员言论使得全球频出“去中国化”的论调。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国外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在新冠疫情重创下，未来必然会受到产业链调整重构的影响。虽然短期内不会真正出现所谓的“去中国化”，但是美国及其联盟国正试图改变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现状。面对不断出现的“黑天鹅”，这将会对中国制造业及供应链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中长期看，供应链重组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和幅度的问题。疫情影响和产业链的部分转移也会损害到我国的外贸和供应链，中国商品出口来源地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五个省市，2019年对外贸易值达11.85万亿元，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68.8%。同时，出口商品产业多为高科技及装备制造业，预计2020年4-5月出口下降幅度为25.5%。不论是内需支撑不足还是外贸依存度高，此次疫情都会对中国制造业及供应链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整体而言，供应链洗牌不代表“去中国化”，而是对于全球布局的地区性分散风险，未来世界供应链将形成“多元化”格局。

四、后疫情时期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

4.1疫后恢复经济的基本方针与逻辑

目前，我国经济迎来了关键的“破冰时刻”。在外部冲击即将全面显化之际，全面启动需求扩张以推动经济市场化循环、稳住中国经济内部循环的基本盘变得越来越紧迫。需求侧虽然也在恢复，但与供给侧恢复的缺口仍达到1.7到2.7个百分点，需求缺口明显扩大。价格参数的持续回落进一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经快速显化，并成为复工复产的最大阻碍。截至4月份，大企业复工复产已经基本完成，但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率仍较低。虽然复工复产率总体较高，但达产率却低迷。复工复产率与达产率的分化说明复工复产面临瓶颈性约束，行政性推动已基本完成其使命，市场需求大推动是经济循环常态化的关键。3月和4月出口参数和外资参数的超预期反转并不代表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只是世界疫情与世界经济下滑对于外需的冲击有一定的时滞。外部环境对于我国生产体系的冲击还没有显化，三四季度面临的压力将全面上扬。提前稳住内部经济循环基本盘是应对外部冲击和大国竞争的核心基础。

中央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外部环境变化的长期准备和工作。在全球乱局中稳定经济基本面、保就业民生，成为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情。我国经济恢复提出坚持在“六稳”基础上“六保”的底线思维，具体表现为保民生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疫后短期内经济复苏的核心应是扶持中小企业和保障民生，中长期经济恢复应着力于保证政策力度空间充足，明确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4.2低油价的影响

石油价格战和疫情影响下需求大幅下滑导致原油价格暴跌。2020年4月20日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油（WTI）期货5月结算价报收于每桶-37.63美元，最低曾达-40.32美元/桶。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影响，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4月石油市场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石油需求量同比下降930万桶/天，其中，4月需求将同比减少2900万桶/天，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经济角度来讲，若油价持续低迷，对我国而言是好坏参半。一方面，我国是原油净进口国，油价下跌可以降低我国原油进口成本与下游行业生产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低油价可以看成是产油国对中国等原油消费国的补贴；但另一方面，油价大跌会引发其他工业品价格下跌，加剧通缩预期。

高库存和外需恶化会导致产品价格下滑，油价下跌则会进一步加剧通缩风险。油价下跌会直接影响原油产业链的价格，同时通过预期影响到整体经济。油价下跌将会加剧PPI增速下滑，非原油产业链的企业生产经营者可能会通过负的PPI增速误判本行业的经济形势，进而收缩投资，减少库存，这反而导致整体经济通缩的形成，从而使企业面临债务通缩困境，引起经济的螺旋式下滑。

从能源安全角度来讲，低油价会鼓励石油消费，短期看似乎对消费国有利，可多进口作为储备。但长期来看影响中国的能源转型速度，是对可再生能源的致命打击。而且如果继续过度依赖石油，若未来出现石油停供断供事件，我国的能源安全将无法保障。

4.3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考量

“六保”中明确指出要保障能源安全。国际上“气候政策孤立中国”的黑天鹅也不得不防。由于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疫情对需求的严重影响，低油价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但是，低油价是中国能源安全的“迷幻药”：一旦出现石油断供，我国能源供应安全无法保障。与此同时，如果继续加大对煤炭的依赖，一方面国内环境问题无法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国际上“气候政策孤立中国”的情况出现，也将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强化对煤炭的依赖更加不可行。

当前，电力行业正面临转型机遇期，而疫情冲击可能改写“十四五”电力需求增长的预计轨迹，电力需求下滑客观上扩大了转型窗口期。可再生能源供应不受国际能源市场不稳定因素的威胁，且我国已进入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第一方阵，此时大力投资清洁能源，正是一个绝佳机会，不仅可以解决短期经济挑战，还能开创绿色低碳的新经济增长路径，最重要的是加速低碳电气化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从对立的角度看，在疫情大考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可再生能源转型受阻，并使得我国在可再生技术和市场已取得的优势丧失殆尽，这也将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程造成重大的障碍。

五、小结

全球新冠疫情发展态势目前来看尚不明朗，由其引发的经济危机及次生危机，改变了全球政治和谐、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人民向好的发展轨迹，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态势、急剧萎缩的全球经济、多国示威活动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和飙升的失业率下，全球都在面临着百年不遇的大变局。

中国作为“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在后疫情时代亦面临着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威胁，复杂的政治因素与低油价对中国经济和电力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能源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势必要受到波及，因此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路径走向至关重要。

相对的，危机背后往往蕴藏着新机遇，疫情也为我国提供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机遇期。疫后经济建设都需要电力发展的支持，新基建不仅将成为未来用电增长的新动能，还将催生出巨大的用电新业态，激发各部门的电能消费潜力。首先，电力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新基建的重要领域，将极大地带动国内投资和上下游相关行业的产能恢复。其次，5G、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等新兴产业都依赖电力，加强电力供应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后，电力行业正面临转型机遇期，对实现我国低碳清洁发展至关重要，而疫情使得电力需求放缓，进一步扩大了低碳转型机遇窗口期，我国有了更充足的转型缓冲期和容错机会。

因此，“十四五”能源电力规划需分析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克服发展的不利因素，找准发展的突破点补其短板领域，推进转型升级，谋划能源电力长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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